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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
说"孝"道"廉"
2012-10-09 09:27 纪检监察处 

文章来源: 中国反腐倡廉网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孝廉文化是廉政文化的一个分支,今天“将孝道纳入廉政文化”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是变他律为自律的一种最佳方式,是利用当地本土资源,彰显地方特色文化,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孝”,指孝悌者;“廉”,指清廉之士。“孝”是“廉”之范,“廉”是“孝”之本;“孝”为“廉”指“向”,“廉”为“孝”固本;“孝”是“廉”的“风向标”,“廉”是“孝”的“定格仪”“孝”离开了“廉”就会失去本,“廉”离开了“孝”就会失去标。“孝”与“廉”的渗透、结合、统一,形成二者一体,既能把“孝”推向新高度,又能给“廉”赋予新内涵;既能升华“孝”的质量,又能创新“廉”的品位。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把握好“孝”与“廉”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能领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又能“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的深刻人生道理,从而感受“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忧民情怀,对树立起孝道观、廉政观、爱民观、事业观、工作观,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价值。

一、孝者仁、仁出廉,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是廉之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在孝。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此可见,孝与仁的关系是一致性,也就是说,讲孝要讲仁,讲仁要讲孝,仁依靠孝,孝依靠仁,孝仁一体、一家 、一派、一族,不可分、不可离、不可脱。不过,把孝、仁的关系渗透到廉上,就成了孝出仁,仁出廉。其原因在于“仁”是仁慈、关爱的意思。正如孙子在兵书《三略》中说:“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意即好的将帅推行仁惠、广施仁德。士卒的力量就会日渐增强,拥有这样的士卒,作战就像暴风骤雨般迅疾,进攻就像黄河决口般猛烈。从孙子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是一种威力无比的战斗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革,它由仁者之仁教化为百姓成仁,使广大亿万万百姓都返善性、爱人及天地万物,就为大仁。大仁,并非毫无原则地人人都爱,而只是爱性善之人,对于那些再经教化也不返善性之恶人,是绝不会爱的。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谓不仁,就是说天地会毫不留情地除去万物中害物的恶物,圣人会毫不留情地除去人类中怙恶不悛的恶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规律永远不会改变。仁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为“博爱之仁”,把仁爱的对象扩充到天下人和万物,也就是在强调仁爱的同时,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不仁无以为人,仁是成人之道。既然如此,仁者,要讲人道与天道,人道与天道是仁的核心。在中国古代儒学中,“人道”与“天道”相对应。人道即为仁之道:指一定社会中要求人们遵循的伦理规范。孔子主推己及人以行“仁”;墨子主“兼相爱,交相利”;老、庄主“恬淡寂寞”,法天道之无为;荀子主张,以“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所以道也”。经过儒家的不断发挥,人道一词被赋予了更高的人文含义。仁道、人道,成为一种对做人基本价值的追求,成为一种是否还称得起为人的底线。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道主义是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以现代眼光研究人的状况、特点、前途和利益。做人讲人道、仁道,是做人的起码标准和要求,对待自己要做到: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自信不自傲、自强不自恃。对待他人要做到:乐人之成、悯人之苦、济人之危。以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正确对待人生的名利得失。不做无道之人,不仁之人,违背者有“四贪”:贪名,喜欢沽名钓誉;贪权,喜欢玩弄权术;贪利,喜欢假公济私;贪欲,喜欢音色美食。这些都是背离廉政文化的。再者,仁者,要求干正事;仁道,要求走正道,不做邪道之事。道有正道和邪道之分。《管子•立政》:“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就是告诫人们要走正道,放弃正道邪事就会日渐占据上风。正道和邪道,在思想上只有一念之差,在结果上却是大相径庭。走邪道容易,走正道难,正如毛主席诗言:“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正道,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沧桑,沧海(大海)变为桑田,多指巨大的变化,比喻的是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做事讲仁、走正道,虽然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最后是成功的。邪道之事虽然是捷径,呈一时之快、之能、之意,但终究没有好下场。《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iá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纵观古今,有多少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沉湎酒色、贪脏枉法,行邪道之事而葬送自己的前程,毁掉一生的幸福,为世人留下笑柄。所以要求人们“歪门邪道”不能走,邪道之事不能做。那么,留给人们的只有一条路可走——沿着正道走到底,这再一次说明孝者仁,仁出廉。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从这一道理看廉,廉既具有孝的内涵,更具有仁的素养。孔子曰:“孝民亲爱,莫大于孝”。《礼记》:“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费辱,其下能养”。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最首要的内涵是尊亲。所以说,孝、仁,讲的是一种爱,而廉一点也离不开爱的元素。“廉”就其本身讲,根本指向是“孝”字。就是要廉政为民,以亲“民”而廉、以为“民”而廉,正因为如此,讲廉就要爱民、亲民、为民,否则,“廉”而离民、脱民,就成了坑民、害民,就称不上廉。显然,我们把孝者仁,仁出廉,孝是廉之本作为一种理念,既符合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也符合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二、孝者德、德出廉,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是廉之品。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在这里如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曾提出“三德”、“至德(道)、敏德(行)、孝德”。“三行”(学孝行,以亲父母;学友行,以尊贤良;学顺行,以事师长)。把这成为社会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时期强化礼教。《左传》中有“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继承了商周的伦理思想,创建了独特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他创私学把孝放在教学首位,作为道德的根本。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孟子发展孔子思想。以“人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仁、义、礼、智(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孝、悌、忠、信。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欲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朱熹是后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构成了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哲理化的道德教育思想,他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显然,孝是德之本、之基、之道。“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孝首先是内心的愿望。孝敬孝敬,内心有敬重、外在才有孝行”。我国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都源于孝,才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善孝为尊”之说。这就是说,孝是一种德,德也是一种孝。讲孝不讲德,孝就缺本品、缺属性,孝只能是盲目的、盲从的孝,这种孝就是一种无标准、无风范、无建树的孝,其存在也就无意义、无价值,孝就难以成立。讲德不讲孝,德就失去了它的根本,它的灵魂,它的指向,甚而德就成了一种摆设,成了一个空壳。孝转化为、发展为、上升为、升华为德,就把孝科学化、品格化、规范化、人格化了,就成为一种孝德观念、理念、伦理、道理、理论。廉有品,品是德,德出廉。显然孝者德,德出廉就顺理成章了。在历史上,西汉司马迁总结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的经验教训,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天官志》篇他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篇中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做官重德,以德为先,在于德者廉。春秋史书《左传》中《襄公二十四年》篇,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修养官德列在建功创业、建书立说之前,定为廉德之果,据此,从中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对德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张居正在《辛末会试录序》中,发出了“宁有瑕而玉,毋似玉而为石”的铮铮之言,暗喻自己要做一名虽有缺点但要品格高尚的廉官。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有:“君子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讲明了有德者不担心没有官位,而无德小人却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孔子、孟子更有着重德轻利讲廉的言论,《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里仁》中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士;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三)》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廉于民的作用。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云:“无德于民,不足以兴”,亦从反面说明了无德无廉的道理。古人曰:为政“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官德盛、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大忠无言,可以充盈天地;大德无形,可以侵润万物。”注重道德修养是廉政建设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孝廉”折射官德,官德体现“孝廉”。对于执政的官吏而言,正如《大戴礼记》而曰:“行德则兴,背德则崩”。政以人兴、国以法治;人以德塑、廉以德升。为官之基在于学、为官之本在于才、为官之魂在于德、为官之品在于廉。古人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可见,孝德是为官之魂、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做人之基,千万不可忽略。

三、孝者善、善出廉,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是廉之形。子曰:“孝慈,则忠”。这里的孝慈,意指善之意。在普通伦理学的体系中,善的概念被表述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一切美好的、合乎规律的、正面的、公正的事物与观念。阿奎那讲:欲望之对象或目的为善,这很类似于孟子的“可欲之为善”。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吴志•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西汉杨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矣。”北宋林逋《省心录》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说•天地篇》云:“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这些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善”,为善要有自修之道。古人从不同视角讲当官从政要有善心、善意、善情、善义、善公、善亲、善美、善洁。孝廉文化中的“事亲尊亲”,进一步指明了孝者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更有精辟记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明确提出了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感情去对待他人和社会。孝延伸为孝悌,继而又从亲戚血缘关系扩展到邻里乃至社会。具体说到邻里关系,和谐邻里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对这些道理的论述,讲明孝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慈善文化,也可以说是善文化、施善文化。孝者善,指善良、善心、善为,干的事是善事、慈事、实事。乐善好施的品行,它是集孝与善为一体,二者合成后虽纯朴,却无比感人;虽朴实,却无比崇高。孝者善,是人类的天性,仁爱的灵魂,和谐的基石。一个政党只有善爱人民,善风向上,四处瑞风劲吹,才能廉歌高奏,廉洁之人辈出。领导干部只有立足于做善人,干善事,扬善风,才能抵邪风、黑风、臭风、歪风,才是一个一身正气的人,廉洁自律的人,高尚的人,有作为的人。现在,不是人们怀念“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风气,渴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气,倡导“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义气,呼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正气吗?并希望医生不收红包、学校不乱收费、机关办事不再脸难看和门难进,就是盼望人道主义的孝道品德,和良心上的善。说到底就是对廉的企盼、要求和实施。人心向善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道德修养、学识水平、仁爱之心和个人素质的综合展现。做人要有良知、讲善行、重廉洁,这种风气一旦成为一种风尚、时尚,就能产生出一股强大的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力量,风清气正就会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

四、孝者恩、恩出廉,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是廉之情。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无量无限,中国人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皆无,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恩从何来?源于“孝”字。没有孝心的人,就不会知恩图报。孝是一种感情,是一种亲情,是一种良心,是一种眷恋,是一种恩德,也是一种为人、为众、为民的情怀。人生于天地之间,总须有一颗向善之心。人皆说百善孝为先,但感恩是百善之源。人类因为感恩而伟大,世界因为感恩而美丽;感恩是爱的延续,而爱又是一切生命的动力。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一切,即使遭遇失败,人生也会变得异常精彩。感恩,是幸福的起点;感恩,是奋进的源泉。因为感恩,所以惜福;因为感恩,所以惜缘。为此,要学会感恩,并学会珍惜、学会回馈、学会孝顺、学会尊敬、学会善待!在古代,孝廉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推恩及人。孝道除分养亲、敬亲、尊亲三个层次外,还强调“推恩”。孟子说过:“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其意思就是在人与人相处中,应当推己及人,推恩及人,使孝道得以升华。把孝亲敬老的美德推广到同学、师长及社会每个成员,即尊敬热爱自己的父母长辈,也兼及他人的父母长辈,使全社会人与人之间都能够互尊互爱,和谐相处。孝恩不仅仅指对父母的孝敬,也是对以人为本之“人”的尊重、敬仰、怜悯、同情、关爱,这就是对孝廉文化全方位的诠释。孝出恩、恩出廉,在于孝廉文化是孝、恩、廉三者融合的产物、结晶。我们从广度上讲,“孝”应推广为社会道德伦理;在深度上讲,“孝”不只是种感情牵系,应见之于行动,这种行动应以报恩为动因。从汉武帝开始,官员进朝开设了“举孝”科目,选拔任用“善事父母”知恩图报的孝子到朝廷身边做官。唐代有“孝悌力田科”,清代有“孝廉方正科”,标志着“以孝治国”的理论走向组织化。几千年来,“孝道”,既是治家的准则,又是治国的要则。从这个观点上看问题,孝心、孝意、孝情之举,是对孝理、孝念、孝本、孝观、孝行的践行。 “孝”的本义,包含尊老、敬老、养老,以及亲人、爱人、爱国,是中华民族家庭和睦、邻里乡亲、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在因素。孝道成了推家及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达至和谐大同的精神支柱。因此,孝道文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世界性课题、人生课题,也是一个为民、民生的课题、治党治国治人的课题。这主要在于孝出恩,这个恩应是父母之恩、社会之恩、国家的恩、人民的恩,由这些报恩的自觉,就出现廉的风范、廉正的风气、廉政的风骨,党员干部在执政中就不会被不正之风冲昏头脑。

五、孝者忠、忠出廉,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是廉之魂。“孝忠观”的忠,为什么能出廉?子曰:“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中载孔子言:“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耻费轻实,忠而不犯”,《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其中“忠”指“君主及官吏忠于民”。孔子讲君臣关系的侧重点,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处“忠”指臣忠于君,而在后世帝王时代,这种含义几乎演变为“忠”的唯一含义,《左传•昭西元年》;“临忠不忘国,忠也”。忠,本指人与忠,孔子言:“近人而忠”、“忠利之教”,孟子言:“教人以善谓这忠,”故“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己”。为什么“忠”出“廉”?忠是一种品质。忠,它是由“中”与“心”组成。这就是说,不论做人做事做官,必须把心摆正,摆正了才谓之“忠”。正,不仅属“忠”,也属“廉”。“廉”者,必正也。在历史上,一切忠臣、忠告、忠良、忠烈、忠贞,都与“廉”相通、相印,少廉者必少忠。忠、廉,是一个人做人的底色与基调。孙中山说:“古代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把孝升华为忠,做到“精忠报国”,这里的孝忠,达到了廉的高度。孝者忠,因为孝的程度决定忠的力度;忠出廉,因为忠的底蕴包含着廉的元素和价值。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由此可见,孝与忠联在一起,是一个共同体。从这一理念出发,应做到忠孝两全,就是对大局、对国家孝忠相通,孝始忠结。孔子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曾子说:“孝子善事君”。把对父母的孝心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心,把对家的责任感情转移对国的责任感,这是儒家孝道观的一大特点。自古忠臣多出于孝子,尽孝与尽忠是相辅相成的,孝与忠有着内在联系和共同本质的“两位一体”。小家与大家本质相通。在国家需要尽忠时,必须以大局为重,乐于牺牲在家庭上的小“孝”,去为党的事业尽“忠”上的大忠。孝出忠,要以忠为大、为上、为本、为魂,尽忠于党,国家,人民的事业,从本质上讲,从因果关系上看问题,这就是廉,就是“大廉”、“优廉”。对于这个课题,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年代,曾提出孝忠问题,他说我们提倡忠孝不是忠于某一个人,孝于某一个人,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就是最大的孝。把“不独亲其亲”、“老吾老”这一传统美德,熔炼、提升为革命传统美德。这种提升,就把“孝忠观”上升到了“廉政观”的高度。毛泽东主席指出,许多革命烈士通过尽“忠”去实现尽“孝”,积极投身革命,解放全中华的父老双亲,使其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经济地位,实践了“最大的孝”,体现了最大的忠。忠者,尽忠。所尽者,责任也,心也。君子忠事而非忠人,所忠者,目标也。忠人者,无独立之人格,多为庸者,抑或互为利用,此乃小人行径,亦非真忠。故欲辩忠者,须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三者不可或缺。家贫识孝子,国危知忠臣。自古就有“家天下”的家国一体,把对父母的“小孝”内化上升为对“君王”、国家的“大孝”,从而抽象出一个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忠孝”理念,这其中的“忠”,有对自我“小家”的忠,更有对国家“大家”的忠,这是华夏儿女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更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厚重文化。只有“滴水孝子”之忠,才可能成为赤胆忠心地为民为国的“穿石忠臣”之忠。在当今这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转型期,“忠”犹如万花丛中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美丽之莲,永开不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将孝道文化精神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以报效祖国和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不正是领导干部的一种廉政品德吗?其结论是:孝者忠,因为孝的情感度决定忠的程度;忠出廉,因为忠的底蕴包含着廉的元素。“孝忠观”决定“廉政观”; “廉政观”强化、发展“孝忠观”。

六、孝者舍、舍出廉,从这个意义上讲、孝是廉之格。“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意念、是心理,更是举动、行动。既然是行动、举动,就要付出、奉献,这里就有一个“舍”。因为孝敬、尽孝、尽忠,就意味舍,就要舍,就必须舍。“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唯有“滴水孝子”方成“穿石忠臣”。就舍而言,有时是精神的,有时是物质的,有时是金钱的,也有时是生命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舍就没有孝,甚至舍得越多孝的越纯厚、厚重。舍不仅能尽孝、尽忠,而且出廉,提升廉。为什么?舍身取义、舍身为义,舍家为国,舍命捍权,这不是“廉”吗?这不是“大廉”吗?人,没有廉的意念,是不会舍的。舍,是受廉支配的;廉,是舍的支撑。仁人、志士,之所以爱国、为国尽忠,就在于孝出舍,舍出廉,廉尽忠。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孝、舍、廉鲜明的民族,这种意念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沃土里。孝、舍、廉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屡遭挫折、历经磨难,而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文明不曾中断的伟大民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孝、舍、廉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血液之中。在历史的诸多重要关口,在社会进步的漫漫征程上,孝、舍、廉支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铸就了一个国家的筋骨,延续着薪火相传的文明血脉,形成了伟大的中国精神。在千百年的历史上,无论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凉,还是“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坚贞;无论是“何日请缨提锐族,一鞭直渡清河洛”的豪迈,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无论是“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期望,还是“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的扬眉之神,总有一批孝、舍、廉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挺身而出,或抛家别亲,终身守边御敌;或征战沙场,为国捐躯;或面对强敌,英勇不屈;或迎难而上,乘胜之前;或排险除害,保护苍生。在古代,中华大地深情传颂的岳飞“精忠报国”的动人故事,讴歌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感慨于谦“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的壮志豪情;都充分表现出了“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的侠义; “要以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威武;“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壮;从中折射出了中国人民孝、舍、廉的情怀,彰显出了爱国主义的高尚品格,绽放出了献身于祖国的鲜血之花。钱学森、朱光亚等许多科学家毫不犹豫地舍去国外的优越条件,历经周折回国报效自己的祖国;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将士舍去生命用热血和青春修建了被称为“天路”的青藏公路,4000多人为此长眠雪域高原;今天成千上万个孝、舍、廉的公仆、民众,脚踏祖国的大地,背负民族的重任,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为祖国作出无怨无悔的奉献,特别是在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举国上下同心协力,海内外炎黄子孙和衷共济,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赞誉。千百年来,孝、舍、廉的人士、志愿者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和道德风尚,使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和劫波,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正因为如此,在祖国大地上,才有摇蓝里婴儿甜蜜的酣睡、校园中琅琅的读书声、田野间五谷丰登的飘香、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繁荣,所以,当《歌唱祖国》的稚嫩童声响起时,多少中国人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没有孝、舍、廉的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和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责任编辑:蒋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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